二，对《东京梦华录》内容的可靠性做出评断。赵师侠将此书内容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：“市井游观、岁时物货、民风俗尚”部分，他认为作者“见闻习熟”，故“皆得其真”，而且还说，自己曾以从祖父及其他年高德劭者那里听闻的信息加以考校，大多吻合，故而断定这部分内容是真实可靠的。与之相对，他认为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记“宫禁典礼”部分，有“得之传闻者，不无谬误”。不过，赵师侠既未具体指出“谬误”所在，也未说明自己的判断依据。

三，说明自己刊刻此书的目的。这就必须联系赵师侠刊刻《东京梦华录》的时代背景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，高宗禅位于养子赵昚，是为宋孝宗。孝宗即位后试图有所作为，重用此前被贬谪的主战派大臣，于隆兴元年（1163）北伐，战争初期虽然收复若干失地，终因将领内部不和、统帅无方、诸军配合不力等原因而宣告失败。隆兴二年（1164）金兵大举南下，迫近长江，宋廷最终决定与金重新议和，双方签订“隆兴和议”。和议之后，宋廷开始裁定内外大军的兵额，宋金两国重新进入和平对峙状态，都曾一度呈现出太平安乐的治世景象。但是在南宋内部，始终有人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，陆游在淳熙四年（1177）写下《关山月》，感叹“和戎诏下十五年，将军不战空临边”，“遗民忍死望恢复，几处今宵垂泪痕”，是这种情感的流露；赵师侠选择在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北宋灭亡六十周年之际刊刻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也是表达同样的情感。赵师侠说，如今甲子一周，曾经在旧都生活过的老人纷纷谢世，关于东京的逸闻掌故渐渐不再被人提起，晚于自己出生的人甚至无从知晓那些沉沦的往事，如此一来，恐怕那些本以临安为“行在所”的“西北寓客”，也会绝口不谈收复河山、还于旧都之事。赵师侠大约出生在绍兴十六年（1146）之后，他的祖父是太祖五世孙赵子晖，靖康之难后曾经避地婺源，后往临安、江西临江等地。赵师侠虽然出生在南方，但是曾从祖父及其同一辈老人那里听闻旧都掌故，神往于那座自己无缘亲临的城市，坚称自己为“浚仪赵师侠”，“浚仪”是开封旧称，北宋开封城中有浚仪街，有横跨汴河的浚仪桥，浚仪桥西就是开封府，《东京梦华录》四次提及此地。出于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，赵师侠刊刻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希望观看此书者能够“追念故都之乐”，一起发出“风景不殊”的慨叹。所谓“风景不殊”，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、晋室东渡相关的著名典故：“过江诸人，每至美日，辄相邀新亭，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：‘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！’皆相视流泪。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：‘当共勠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！’”（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）在五胡乱华、晋室南迁的黯淡时代，在建康城中站稳了脚跟的高门士族重拾旧时风雅，良辰美日聚在长江边上宴饮。周伯仁遥望北方故土，感叹一声“风景并无不同，江山大不一样”，被勾起了家国情绪的士大夫们纷纷流下眼泪。丞相王导正协助晋元帝司马睿重整山河，严肃批评座中弥漫的消沉情绪：“诸位应当齐心协力辅佐朝廷，恢复中原，何至于如楚囚相对，只知道哭！”作为帝室之胄，赵师侠同样希望《东京梦华录》能够唤起“西北寓客”“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”的感叹，能够激励他们“勠力王室，克复神州”。这是他看重《东京梦华录》的根本原因，也是在权要阶层“朱门沉沉按歌舞”、绝口不提恢复大业之时将《东京梦华录》“锓木以广”的用意所在。

然而终南宋之世，虽然朝野上下不乏力主恢复中原的志士，却再也未能积聚起克复神州的实力。元初学者刘一清在《钱塘遗事》中论南宋形势，说“高宗之朝，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；孝宗之朝，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”。及至宁宗开禧元年（1205）韩侂胄主持“至险至危”的开禧北伐，兵败身死，则更是“既无恢复之君，亦无恢复之臣”了，宁宗所说“恢复岂非美事，但不量力尔”（《宋史·奸臣列传四》），确实也是实话。嘉定元年（1208）宋金再签“嘉定和议”，此后宋廷更是苟安成性，达官贵人日益沉溺于“一勺西湖水，渡江来，百年歌舞，百年酣醉”（文及翁《贺新郎·西湖》）之中，朝野上下文恬武嬉，爱国志士只能归隐，这或许是赵师侠曾经亲眼目睹的悲剧，又岂是一部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能改变。

赵师侠之后，藏书家、刻书家、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时代、身份、兴趣与学识，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读出了不同的重点：

有人看重《东京梦华录》详记东京“巷陌店肆、节物时好”的价值，比如称其为“梦想东都之录”的南宋藏书家赵希弁、《文献通考》的作者马端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