裨谌：郑国大夫。长于计划，对农村的事计划得当。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裨谌能谋，谋於野则获，谋於邑则否。”

夫子说：“郑国制定法令，先由裨谌起草，然后交由世叔组织讨论，提出意见，再由负责外交事务的子羽加以修改，最后经过住在东里的子产给文字进行修辞加工，然后定稿公布。”

政令的颁行必须慎重

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，是防止“政误”的有效措施。在郑国，一项政令的制定与颁布实施，需要经过严密的制定程序，最后形成，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集团的集体智慧，至今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。

任何一项政策法令的制定，都不可草率行之，必须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。

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问子西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”

子西：楚国公子申。楚国之贤大夫。能逊楚国，立昭王，而改纪其政。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。昭王欲用孔子，又沮止之。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。其为人由此可知。

伯氏：齐国大夫。名偃。

有人问子产是怎样的人，夫子说：“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大恩惠的了不起的人呵。”有人问子西是怎样的人，夫子说：“他，他呵！”有人问管仲是怎样的人，夫子说：“管仲这个人是真正的人啊！没收伯氏骈邑三百户充为公室，使其因此而生活陷于贫穷，只有粗疏的饭食维持生计，可是伯氏却一辈子也没有怨言。”

荀卿所谓“与之书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拒”者，即此事也。或问“管仲、子产孰优”？曰：“管仲之德，不胜其才。子产之才，不胜其德。然于圣人之学，则概乎其未有闻也。”

为政必先做人

建立功勋与做人相比是容易达成的，因为，功业的建立只要狠下心来，做成一件事就行了。而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业，是持之以恒的修持所成就的。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到适当无误，是困难的，因而做人能够做到可以称为一个“人”的程度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

子产、子西、管仲都是功业德行卓著的贤哲，在当时的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，当然也各有其不足为人置评的瑕疵，而正因为如此，对他们的评价各有不同。也由此体现出圣贤的胸襟，体现出圣贤言辞的谨慎，雍容得体。对于为国家为百姓做出贡献的人，由衷地感佩称赞。对于曾对自己怀有恶意的人也只是默然不予置评，既不显得虚仁假义、言不由衷，也不令人觉得促狭无行。又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伯氏识大体，顾大局，不以个人得失怨恨管仲的正直。当然，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能使人敬服。如果人格上不能使人信服，又有谁能够从心底里佩服呢？所以，当政者不在于水平的高低，而重在人格的高贵。功勋的建立，是人格感召的必然结果。那种依靠权势的高压以期成就政绩者，只能适得其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