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学说，韩非批评最多。但是，韩非曾问学于儒家的荀子，他的文章中虽不见称引荀子，但其“人性自为”之说，其崇尚法治的主张，显然是源于荀子的“性恶论”和“隆礼重法”的思想。他对儒家的批评，只是否定其无益于国家的崇尚文饰、空谈仁义，而非就其理论思想本身和针对儒家大师其人。因此在韩非的文章中找不到一处对儒者的谩骂，甚至找不出一处庄子式的对孔子漫画式的嘲讽，而纯粹是一种客观的剖析。如《五蠹》篇说：“仲尼，天下圣人也，修行明道以游海内，海内说其仁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。盖贵仁者寡，能义者难也。故以天下之大，而为服役者七十人，而仁义者一人……今学者之说人主也，不乘必胜之势，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，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，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，此必不得之数也。”这并不是理论的批评，而只是一种价值的评判，而价值的评判之余虽也有“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”（《问辩》）的主张，但基本上不是商鞅那样要“燔《诗》《书》而明法令”，因为韩非主要是说“故行仁义者非所誉，誉之则害功；文学者非所用，用之则害法”（《五蠹》），即只要“不用”、“不誉”儒家学说就行了，还没有说要把它斩尽杀绝。故而韩非自己的文章中也常引《诗》《书》，而《外储说左下》“齐宣王问匡倩”的故事中，则盛赞儒者“不博、不弋、不鼓瑟”的做法为懂得大小、贵贱、上下之义。这也说明，韩非对儒家学说也并非全盘否定与批判的，而只是斥其愚诬无用，而于其中符合自己思想的内容则是有所吸收的。

韩非的文章，收集在《韩非子》一书中。《韩非子》原名《韩子》，至宋，因尊唐代韩愈为韩子，改称韩非书为《韩非子》。《韩非子》大概是汉代刘向整理内府图书时编集而成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诸子略·法家”类著作著录“《韩子》五十五篇”。梁代阮孝绪《七录》也著录为“《韩子》二十卷”，后来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都著录为“《韩子》二十卷”。这个著录，与今天的通行本相同。《韩非子》现在可知的最古的刻本为宋乾道本，但今已不存，传世的有清张敦仁影钞本和吴鼒嘉庆二十二年的复刻本，清初钱曾述古堂本也是影钞宋乾道本（“四部丛刊”用此本）。明代最有影响的有《韩子迂评》本、至今仍流传的《道藏》本和明万历赵用贤刊刻的“赵用贤本”，清人的本子一般都是在此基础上的翻刻。

《韩非子》现存五十五篇，见于《史记》的韩非著作有《孤愤》、《说难》、《内外储说》、《说林》、《五蠹》诸篇。这些篇目可以肯定出自韩非之手，其余的有些则是编集时的附入。如《初见秦》是上秦王书，但并不是韩非所作；第二篇《存韩》前面是韩非的上秦王书，后面则是李斯的驳议及李斯上韩王书。其余《问田》中称韩非为“韩子”，应是韩非后学所记；《饬令》属节录《商君书·靳令》而成，说明该篇的思想虽为韩非所认可，但文字也不是韩非的原创。

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文章，按内容来看似可以分为十组。第一组包括《五蠹》、《八说》、《六反》、《诡使》、《亡征》五篇，这组文章通过细致的分析，批判了他所否定的各种社会现象，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。第二组包括《奸劫弑臣》、《说疑》、《爱臣》、《八奸》、《备内》五篇，较上一组考察的社会现象更集中，重点分析了奸臣篡权的各种阴谋活动，还分析了宫廷内部潜藏的危险。第三组包括《孤愤》、《说难》、《难言》、《和氏》、《人主》、《问田》六篇，跟韩非的政治经历有关，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。第四组包括《八经》、《定法》、《有度》、《心度》、《守道》、《制分》、《饬令》、《二柄》、《南面》、《用人》、《安危》、《三守》、《难势》、《功名》共十四篇，是韩非为君主设计的建国纲领，全面论证了他的专政理论和方法。第五组包括《显学》、《忠孝》、《饰邪》、《问辩》四篇，主要是批判了先秦诸子各家的学术主张，表达了加强思想控制的要求。第六组包括《扬权》、《主道》、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、《大体》、《观行》六篇，主要是解说《老子》或黄老之道以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。第七组包括《难一》、《难二》、《难三》、《难四》四篇，采用辩难的方式，阐述了韩非的政治观点。第八组包括《内外储说》六篇和《十过》，韩非从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中概括出一些论点，进一步论述了其法、术、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，这几篇文章形象生动，文学性强。第九组包括《说林》上、下两篇，是韩非搜集的原始资料。第十组包括《存韩》、《初见秦》两篇，是与韩非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记录，不是韩非所作。

韩非的文章观点鲜明，逻辑性强，笔锋犀利，分析精辟，文风峻刻，而且富有文学色彩，历来为人们所推崇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欣赏。《韩非子》是先秦诸子散文走向成熟的杰作。

本书以南京大学“《韩非子》校注组”（实际负责人为周勋初先生）的《韩非子校注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）为底本，读者可以参考该书。

本书由高华平、王齐洲、张三夕共同完成，书稿最后由高华平总稿。《前言》也由高华平撰写。特此说明。

高华平

年12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