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以上所说首先需要理解经典的本义，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，同时也需要看到，经典和文化的本义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可能发生偏离甚至扭曲。当一种文化或价值观转化为社会规范或民俗习惯，如果这期间缺少文化精英的引领和示范作用，社会规范和道德话语权很容易被权力所掌控，这时往往表现为，在一对关系中，强势的一方对自己缺少约束，而是单方面要求另一方，这时就背离了经典和文化本义，相应的历史阶段就进入了文化衰敝期。比如在清末，文化精神衰落，礼教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（孔子的感叹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就是强调礼乐有其内在的精神，这个才是根本），成为了僵化和束缚人性的东西。五四时期的很大一部分人正是看到这种情况（比如鲁迅说“吃人的礼教”），而站到了批判传统的立场上。要知道，五四所批判的现象正是传统文化精神衰敝的结果，而非传统文化精神的正常表现；当代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，只是沿袭前代人一些有具体语境的话语，其结果必然是道听途说、以讹传讹。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首先是正本清源，了解经典的本义和文化的基本精神，在此基础上学习和运用其实践方法。

三是提示家训中的道理和方法如何在现代生活实践中应用。其中关键的地方是，由于古今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，如何在现代生活中保持家训的精神和原则，而在具体运用时加以调适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女子的自我修养，即所谓“女德”，随着一些有争议的社会事件的出现，现在这个词有点被污名化了。前面讲到，传统的道德讲究“反求诸己”，女德本来也是女子对道德修养的自我要求，并且与男子一方的自我要求（不妨称为“男德”）相配合，而不应是社会（或男方）强加给女子的束缚。在家训的解读时，首先需要依据上述经典和文化本义，对内容加以分析，如果家训本身存在僵化和偏差，应该予以辨明。其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，具体实践的方式方法也会发生变化。比如现代女子走出家庭，大多数女性与男性一样承担社会职业，那么再完全照搬原来针对限于家庭角色的女子设置的条目，就不太适用了。具体如何调适，涉及到具体内容时会有相应的解说和建议，但基本原则与“男德”是一样的，即把握“女德”和“女礼”的精神，调适德的运用和礼的条目。此即古人一面说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（董仲舒语），一面说礼应该随时“损益”（见《论语·为政》）的意思。当然，如何调适的问题比较重大，“实践要点”中也只能提出编注者的个人意见，或者提供一个思路供读者参考。

综上所述，丛书的全部体例设置都围绕“实践”，有总括介绍、有具体分析，反复致意，不厌其详，其目的端在于针对根深蒂固的“现代习惯”，不断提醒，回到经典的本义和中华文化的根本。基于此，丛书的编写或可看做是文化复兴过程中，返本开新的一个具体实验。

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当此文化复兴由表及里之际，急需勇于担当、解行相应的仁人志士；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，更是迫切需要一批深入经典、有真实体验又肯踏实做基础工作的人。丛书的启动，需要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编撰者，我深知实非易事。首先想到的是陈椰博士，陈博士生长于宗族祠堂多有保留、古风犹存的潮汕地区，对明清儒学深入民间、淳化乡里的效验有亲切的体会；令我喜出望外的是，陈博士不但立即答应选编一本《王阳明家训》，还推荐了好几位同道。通过随后成立的这个写作团队，我了解到在中山大学哲学博士（在读的和已毕业的）中间，有一拨有志于传统修身之学的朋友，我想，这和中山大学的学习氛围有关——五六年前，当时独学而少友的我惊喜地发现，中大有几位入修身之学的前辈老师已默默耕耘多年，这在全国高校中是少见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一批年轻的学人成长起来了。

郭海鹰博士负责搜集了家训名著名篇的全部书目，我与陈、郭等博士一起商量编选办法，决定以三种形式组成“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”：一、历史上已有成书的家训名著，如《颜氏家训》《温公家范》；二、在前人原有成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为更完善的版本，如《曾国藩家训》《吕留良家训》；三、新编家训，择取有重大影响的名家大儒家训类文章选编成书，如《王阳明家训》《王心斋家训》；四、历史上著名的单篇家训另外汇编成一册，名为《历代家训名篇》。考虑到丛书选目中有两种女德方面的名著，特别邀请了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、国学院院长宋婕老师加盟，宋老师同样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出身，学养深厚且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弘扬。在丛书编撰的中期，又有从商界急流勇退、投身民间国学教育多年的邵逝夫先生，精研明清家训家风和浙西地方文化的张天杰博士的加盟，张博士及其友朋团队不仅补了《曾国藩家训》的缺，还带来了另外四种明清家训；至此丛书全部12册的内容和编撰者全部落实。丛书不仅顺利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选题立项，且有幸列入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，并获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（成果资助类项目—新闻出版）资助。

由于全体编撰者的和合发心，感召到诸多师友的鼎力相助，获致多方善缘的积极促成，“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”得以顺利出版。

这套丛书只是我们顺应历史要求的一点尝试，编写团队勉力为之，但因为自身修养和能力所限，丛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当初的设想，于我心有惴惴焉。目前能做到的，只是自尽其心，把编撰和出版当做是自我学习的机会，一面希冀这套书给读者朋友提供一点帮助，能够使更多的人亲近传统文化，一面祈愿借助这个平台，与更多的同道建立联系，切磋交流，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贤才和著作的出现，做一颗铺路石。

约莫八九年前，读到日人大前研一的《低智商社会》，内心深感忧虑：大前所指出的低智商社会的种种表现，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已然随处可见。例如，书中关于家庭教育状况的陈述：“认为学校老师教给自己子女的东西都是时代所需要的，而作为父母的自己则把子女外包给了学校，从而主动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。”

作为父母，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出各种现实的理由，来“主动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”。然而，当我们的子女沦为无用、无知乃至无耻之人时，难道仅仅对学校教育进行义愤填膺的斥责和辱骂，就能够改变既定的事实了吗？学校教育固然重要，然而，对于人的一生而言，它所关注的终究只是一个阶段。相比而言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（家教）所关注的则更为长久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又如何能够简单地将“教育子女的责任”全都划归给学校呢？今天的我们，对于子女教育，是否需要重新认识呢？

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反思之下，我们的社会又逐渐关注起家教，关注起家风的形成。而家训则是家教最重要的呈现方式，于是，关于古人家训的研究成了一股新的风潮。这自然是好现象，纵然我们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真正遵循古之家训施行家教，但最起码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应该承担起子女教育的责任。当然，也有少许负面的声音，比如：古之家训常常是以封建体制为背景的，自然少不了宣扬愚忠、愚孝等思想，如此一来，是否会重新塑造我们子女的奴性呢？这种思考自然不是多余的，恰恰相反，是应该引起我们正视的。但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并不是拒绝古之家训，而是如何对古之家训进行批判的接受，这即是孔子所说的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孔子还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：“生乎今之世，反（返）古之道，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（《中庸》）可见孔子也不是提倡全面复古，而是对古时的遗教加以总结、批判、演化，最终成为适应于当世的教导。而我们在对《颜氏家训》作梳理时，所秉持的也正是这种态度。